36名学者三度上书朱小丹要求论证确定遗迹名称，“宫苑派”称名称不准将影响申遗

　　■新快报记者　陈琦钿　实习生　林梅芳

　　“南越国宫署”这个名字，在广州已成了深入民心的一个“惯称”。然而，在岭南文化考古史上，一场持续了三十多年的论争——“南越国遗址”究竟该定性为“宫署”还是“宫苑”，至今并没有结束。目前坚持认为“南越国宫署”应更名为“南越国宫苑”的呼声越来越大，以罗雨林等36位学者为首的“宫苑派”，昨日第三度上书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要求召开一场公开的学术论证会，确定遗迹名称，因为“这关系到遗迹申遗的成功率及整个广州考古的权威性”。

　　“宫署”之称无考古依托？

　　罗雨林等专家学者告诉记者，有关文物考古发掘部门向规划部门提供这一范围地段的考古定性称谓“南越国宫署遗址”，是毫无历史根据和考古发掘事实根据的生造之词，是违反历史常识的错误。“因为在中国古代，宫和署是内涵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宫，是皇帝办事议政和皇后子女等居住的地方；署，是中央或地方行政长官办公之所。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制度决定它们决不可能同时存于一处。从秦始皇的阿房宫到明清故宫两千多年的历史，哪一朝哪一代可以允许中央或地方行政长官的衙署设在皇帝的宫殿区内？而且，广州中山四路一带发掘出土确证的也只是南越王宫殿、御园的遗址，没有衙署的遗迹。”罗雨林等认为，它只能说是“南越国宫苑”遗址，而决不能称为“南越国宫署”遗址。如果让这样的错误定性称谓列入广州《南越国遗址保护规划》加以保护，就会贻笑大方，误导后人。

　　遗址定性是面子换来的？

　　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和7月，罗雨林等已两度上书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市长张广宁，请求将“南越国宫署遗址”更名为“南越国宫苑遗址”。因为南越国遗迹是广州迄今最大的考古发现，朱小丹和张广宁都极为重视，并分别亲自做了批示，要求市文化局和规划局认真研究处理遗址命名一事。不过因为市文化局在《关于南越国遗迹有关信访问题的复函》中，均表示“遗址定名为‘南越王宫署遗址’的过程是科学、严谨的，专家们反复推敲，才确定了这一名称”。罗雨林等人对答复“非常不满”。

　　“市文化局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罗雨林说，不久前，他们找到了1998年4月27日国家文物局发的文件及当时13位专家组对遗迹的论证意见，其中没有一条意见否定考察现场是宫苑遗址。“作为13位专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在2004年10月召开的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不承认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提法，而改为南越国宫城遗址，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不过记者在1998年国家文物局发的论证意见文件中，看到专家组在“意见”中并没有回避“南越国宫署遗址”这一表述，对此，罗雨林的分析是，“这是专家组出于对广州地方发掘者和发掘单位的尊重。”

　　遗迹定性错误影响申遗？

　　目前，南越国遗迹中的南越国宫署遗址已入选《中国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并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不过罗雨林等专家学者却表示担忧。“因为如果遗迹是宫署的错误定性，一旦被联合国专家在审核时发现，并加以纠正，会影响到整个申遗的成功率，届时，我们国家的颜面，广州市的颜面将往哪里搁？”

　　罗雨林等专家表示，希望通过公开召开研讨会，两派学者以论辩的形式，对“南越国宫署遗址定性命名问题”进行重新审核，“真理只有越辩才能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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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文化局《关于南越国遗迹有关信访问题的复函》（节选）

　　我们认为：第一，在1996年国务院公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经过科学论证，定名为“南越国宫署遗址”。在发现南越国宫苑的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遗迹后，1998年1月，国家文物局派出由张柏副局长带领的由考古学家徐苹芳、黄景略、宿白，古建筑学家郑孝燮、傅熹年、罗哲文等13位多学科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亲临考古现场考察和论证。专家们反复推敲，确定了“南越国宫署遗址”这一名称，并认为南越宫苑遗迹是南越国宫署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掘中出土有不少南越王宫少府署属下的宫署遗物，如戳印“居室”的文字瓦、陶瓮和陶罐；还有“中府啬夫”封泥等，表明今广州老城区中心是南越王的王宫和官署的所在地。因此，专家组对这一个考古遗存的论证和国务院的命名是严肃、认真和科学的。